今年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期名为“伟大的科学家--改变世界的天才和远见者们”的特辑，列出了古往今来最伟大的101名科学家，包括了伽利略、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霍金等，而81岁的董枝明先生作为唯一的一名亚洲科学家名列其中。其实董先生应该不会在乎这些，因为他获得的荣誉已经足够多，他是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荣誉会员，是中国地学界“竺可桢野外工作奖”获得者，也是日本青少年心目中排名第二的“最喜爱的人”。然而这些奖对他而言都是身外之物，不管有没有，董先生56年来从未离开过恐龙，他的生命因恐龙而丰富多彩。就像他所说的“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找恐龙”。的确对于干我们古生物这行的来说，化石是第一位的，没有化石标本就像“无米之炊”，再能干的“巧妇”也一筹莫展。

董枝明研究员工作照

董先生是山东威海人，他13岁时在青岛参观过一次恐龙展，恰逢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先生那时刚在山东莱阳发掘研究了棘鼻青岛龙（属鸭嘴龙类恐龙），他一下子就对这庞然大物着了迷，从此便和恐龙结缘。1962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此与龙相伴未曾分离。董先生活泼喜动，他曾是复旦田径队百米跨栏选手，对野外工作情有独钟，所里同辈称他“山东”。每每与我们谈及1963年的新疆考察他也是百说不厌，那时条件的艰苦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吃、住、行更似百年前的旧社会。董先生一副豁达坦然，说“我不怕，只要别人敢吃的东西我就吃，别人敢睡的地方我就睡”。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恐龙博物馆，也是唯一以恐龙为主题的世界地质公园，而它的诞生和董先生息息相关。细节不必详述，但没有董先生对恐龙化石的敏感、热爱和执着，没有他们每年长达大半年的野外工作，就不会有自贡恐龙的今天。董先生为他研究的自贡恐龙取的名字也特别有情致：李氏蜀龙，献给蜀国都江堰的创举人李冰；太白华阳龙，献给当年久居华阳国的李白。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古脊椎所也迎来了世界恐龙发现史上的一次壮举：1986-1990年的“中国-加拿大恐龙考察计划”。那时我们穷，考察都是花别人的钱，但野外工作一点也不输给别人。作为中方野外负责人，董先生和古脊椎所的同仁们通过这次考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发展，让中国恐龙的研究走向世界；同时董先生也是第一个在北极圈里发现恐龙化石的人，并在那里升起了五星红旗。

1986-1990年的“中国-加拿大恐龙考察计划”队员合影

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最伤心的就莫过于看着它被毁掉，而最高兴的就是把它好好保护起来，并和众人分享。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能够保存下来并被我们发现实属不易，但被发现的恐龙化石却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在退休后的这二十多年里董先生最热衷的就是恐龙化石的保护和利用。可以说在中国几乎所有保存恐龙化石的博物馆和地质公园都有董先生的身影，而其中最得意的就是禄丰世界恐龙谷。二十年前，禄丰川街阿纳村的罗家有随他的父亲在农田里刨到了一块恐龙骨头，董先生立刻意识到其重要性和潜力，在他不懈奔波下终于促成了2008年禄丰世界恐龙谷的开园。当地政府还特地为从此经过的高速公路增加了一个恐龙山的出入口。如今这里已是云南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真正使恐龙成为21世纪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2014年在云南野外考察

古脊椎所有“科学养老”的优良传统，诸多“80后”耄耋前辈都还在爬山涉水、孜孜笔耕，真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人是自然的产物，我们人类的命运必定穿越了亿万年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就如同达尔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本是同根生。